往事如煙,英雄何在?

朋友!
你是1993年以前來到澳洲的中國留學生嗎?
你投身過當年中國留學生的居留運動嗎?
你是因1993年11月1日政策而安居樂業澳洲的嗎?
你還記得中國留學生領袖們為了“四十大千”中國留學生整體居留澳洲所付出的艱辛努力嗎?
你還知道澳洲政治領袖們為了這“四十大千”和以後團聚到來的幾十萬中國人所承受的政治重軛嗎?
如果你已經忘掉的話,那麼你就聽一聽,想一想,重新勾起你二十多年前的回憶吧!

中國78年開始改革開放,對外奉行“開門政策”,莘莘學子隨著開啓的國門向歐洲、北美求學深造。走出國門必須具備至少兩個基本條件,有經濟擔保和“托福”成績。南方的廣東和福建由於前代人“賣豬崽”和“下南洋”已經立足海外,這個時候回頭為自己在國內的親戚提供經濟支助和擔保,幫助移居海外。謀求出國深造並且通過“托福”英語考試的則獲得獎學金,他們主要進入歐洲、北美的各所大學。

這個時候的澳洲,一個“教育輸出”政策敞懷歡迎了世界上所有願意接受短期英語培訓的人士進入澳洲各地的私立語言學校。最初時候只需要交納4個星期的培訓費,每個星期的培訓費不過一百澳元。待到1986年底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士得知這個信息的時候,學費也不過只是上揚到了十週一千澳元,無需經濟擔保。當時上海政府屬下的市公安局為澳洲政策設置了小小的障礙,就是在申請護照的時候必須擁有一紙經濟擔保書。如果沒有海外的經濟擔保則可以自己在中國銀行開戶存入一千美元自保,這張存折相當於發照機構需要的經濟擔保,定期幾個月以後可以自由取出,發照機構不再過問經濟擔保資金的去向。

即使是十個星期的學費和一千美元的擔保費,對於月收入不到五十元人民幣的普通中國人來說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近似於三十年的工資收入。而到了1987年下半年以後更加碼到了二十至二十四周的學期,所有費用總和已經成為高達一輩子都償還不了巨大債務,下決心籌集或者借貸這筆大額資金就讀為期不到半年的語言培訓課程近乎就是一個瘋狂的行為。但在這個表面現象的背後,實際上是一場轉變人生前程與命運的一次重大的人生考驗,全中國各地聞訊而動者源源不斷滾滾而來,心照不宣地展開了一場中國版“勝利大逃亡”。

據悉1989年6月20日以前,抵達澳洲的中國留學生已經高達兩萬,年齡介於18—40歲之間,受教育程度大多數在高中以上,就讀各語言學校,只有很小部分在澳洲各大學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這批中國留學生的絕大多數對未來幾乎沒有憧憬,學習英語不是真實目的。越洋來到澳洲是一次“洋插隊”,中國1967年到1977年時間段“土插隊”的知識青年時刻準備著返城,而“洋插隊”則盡快找到打工機會,抓住所有的時間打一份工兩份工甚至有勇可賈者打三份工,目的只是為了掙錢還債再帶一筆回去中國,用上海話則是“扒分”,確保這一次人生豪賭不蝕本。

當時留學生的生活充滿了艱辛,到了澳洲這個陌生的環境,人與人的關係也都很陌生,中國社會的傳統倫理基本被放棄,在澳洲這塊新天地採取與中國社會完全不同的為人處世方式開始新的拼搏。人情和友情表現地非常淡薄,相互間存有不信任和防範的感覺和意識,互相之間提供的姓名以英文為主,大都有名無姓,就是互相交換的電話號碼,大都也是天知地知彼知己知特別暗號,一般不留地址,最多就是給個suburb名字,以防被移民當局一窩端。總而言之,這一大批中國留學生基本生活在地下,據知到1989年6月天安門事件發生的時候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中國留學生已經逾期滯留。

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不算。1989年6月4日,驚天動地的大事情發生在北京,當時的澳洲總理霍克留下了傷心的眼淚,並且做出了一個非常慷慨的決定,所有在澳洲的中國人士,不管持有何種護照,持有和種類別簽證,不管在澳是合法還是非法,都將無條件地獲得延長,不會違反其個人意願被強行遣送回中國。

霍克總理和澳州政府的同情和慷慨,給了當時兩萬在澳中國留學生新的生機和希望,他們紛紛從地下生活轉移到了地面。從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到6月4日之間,北京是澳洲的重要新聞內容,也牽動了無數的中國留學生的心。應該說在這個時候還不太會有人想得到,轉機正在悄然出現,這批人會有機會最終永久地留在澳洲,從一個第三世界的國度用腳投票到第一世界的“洋插隊”淘金者會與幸運之神不期而遇。6月3日晚上和4日早晨發生在北京的令人發指的悲劇一夕之間意外地改變這兩萬中國留學生在澳洲的命運。中國留學生為北京慘案發出了咬牙切齒的呼喊,留下了悲痛欲絕眼淚。6月6日下午,悉尼市政廳廣場聚集了上萬中國留學生、華僑領袖和澳洲政要齊聚一處。中國留學生因此組織了起來,定格那個時刻的領袖人物是楊軍,聲淚俱下的一句“我們中國留學生站起來了”,還有數不過來的中國留學生盡量地往廣場高台處擁擠站立,好像就怕自己的義憤填膺不被人看見。站在台上有後來的紐省省長、剛卸去外長職位的Bob Carr,他並且慷慨陳詞,在台上的還有紐省工黨秘書長Michael Easson、紐省上議員何沈慧霞、華僑社區領袖何建剛、方勁武、卡市議員吳景芳(現因紐曼政治謀殺案被判終生監禁)、轉展從福建偷渡到印尼,再從印尼持假護照進入澳洲非法滯留7年以上的藝術家田廣,等等等等。在台上還有幾位令人難忘中國留學生,字字血聲聲淚控訴北京屠殺的(聽說是)北海艦隊司令的女兒齊小平、被譽為民主詩人的曾仁軍以其無比的激情朗誦了他的新詩“我們不會在槍聲中倒下”、聲音嘹亮呼喊著文革時候紅衛兵式口號的李絹、頭上扎著日式繃帶領喊英語口號並且與集會人群相呼應的“What we want? Democracy! When we want? Now!”的韓以文。俱往矣,但依然歷歷在目。

大悲以後是大喜,中國留學生對霍克總理飽含激情的決定有如得來全不費功夫的難以置信,就猶如1945年8月15日中國百姓真不敢相信日本無條件投降一樣。根據霍克政府的對中國留學生新政策延長簽證,先是到6月30日,然後再延期一個月、三個月、一年,而且可以合法工作,中國留學生還是忐忑不安不敢貿然地向澳州移民局提出永久居留澳洲的申請。“紐省中國留學生民主運動聯合會”、“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以及其他雨後春筍般出現留學生團體“民主沙龍”、“自由呼聲”“中國留學生人權會”、華僑社區領袖楊雪峰、常德潤、陳榆、源廣楊、姜允明、曾筱龍、“移民導報”的蘇英芬紛紛都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呼籲中國留學生抓住機遇申請澳洲永久居留,移民局官員也曾專門向中國留學生講解如何以人道的理由申請在澳永久居留。當年的12月19日是澳洲移民政策發生變化的日期,截至那一天以前一段時間,悉尼各移民局面前車水馬龍排成長隊,1989年6月20日以前抵達澳洲的中國留學生喜上眉梢樂樂融融地向澳洲政府入紙申請,儘管大多數的申請內容蒼白無力,“為結新歡強說愁”。

這個時候,又有兩萬中國留學生湧入澳洲,他們雖然沒有之前一批中國留學生那麼幸運,可以成為澳洲臨時居民且可以正常工作,不過他們的處境不比前一批中國留學生初來乍到時候那麼的艱難,他們沒有因為超時打工而注意躲避移民局的恐懼。都是一樣的背景和特徵,怎能區分1989年6月20日前抵達還是之後抵達的?

中國留學生大規模的居留運動從這個時候開始起步了,唐人街寫字樓裡面出現了許許多多的移民代理,當時的報紙“星島日報”、“澳洲新報”滿是他們的營業廣告,鼓勵推動中國留學生填表入紙申請澳洲的永久居民身份。以人道理由申請永久居留已經在1989年12月19日以後變得不太可能了,只能以難民的理由申請永久居留,當然難度要比人道要高得多。記得當時有一家叫做“華人事務代理行”的曾用過這麼一句詩句“為有東風勤著力,枯枝也能綠成蔭”,實際上就是納粹德國宣傳機器戈培爾的“謊話說上千遍就成為真理”的翻版,向申請人講解如何告訴澳洲移民局難民審理機構他們如何出得來中國卻回不去中國的理由。中國留學生被分割成兩大塊,“620”以前抵達澳洲的絕大多數感覺高枕無憂,已經刀槍入庫馬放南山,開始安居樂業,儘管那個時候尚且“妾身未明”。“620”以後的則爭先恐後力爭在澳洲這方“人間天堂”居留下來,為數很少膽子大的,頭腦靈活的已經在澳洲移民政策發生變化日期1989年12月19日之前入紙人道申請,回過味來的則開始以難民理由入紙申請澳洲永久居留。所有這些申請都被擱置在移民局,申請人只收到一個移民局的一個回執,此後杳無音訊。中國留學生在不焦不慮的狀態下等候澳洲政府的批復,澳洲政府則慢條斯理地進行審理。大概只有一例例外,在霍克為天安門一幕留下傷心眼淚以後不久,就讀堪培拉國立大學研究生的楊光獲得了總理的特批成為澳洲永久居民。他活躍於1989年9月下旬在法國成立的“民主中國陣線”,成為首屆總部理事,1990年繼續當選總部理事,又從澳洲移居美國。

一年以後90年中的時候,霍克總理表示讓有臨時居留權的中國留學生居留在澳洲,一片嘩然,反對聲浪頗大。霍克總理又說話了,對外申明:我說的是這些中國留學生可以居留,並沒有說永久居留。因此有了四年臨居的政策,到期視中國的局勢再決定他們的去留。

中國留學生在猶豫觀望權衡中選擇撤出人道申請,轉而申請四年臨居。一批參加中國政府認定的反政府組織如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和民主中國陣線的,則堅持人道申請,拒不接受四年臨居。有兩個事件值得一提:90年9月在美國舉行民主中國陣線第二次世界代表會議,澳洲有二十多位代表赴會,這批人面臨一個選擇:撤出人道申請,轉而申請四年臨居,則可以取得回澳簽證,則可以獲得赴美簽證;或者堅持人道申請,放棄赴美參加會議。就像中美合作所所長徐鵬飛對口乾舌燥並受嚴刑拷打江雪琴說,你招了就給你水喝。這二十多人只有一個人意志堅強,就是沒有水喝也決不招,堅決不撤人道申請,不去美國赴會,他是余俊武先生。其餘的都頂不住,紛紛撤下人道申請去美國赴會:李克威、李絹、楊兮、馬冬、甄義、張力行、黃兆邦、沈敏浩、葉家家、黃瑜、王囂錚、王燕妮、潘晴、周捷、倪海清、岳剛、秦晉、賀誠、祁元、王洛、張小剛。

90年中的時候,民主團結聯盟悉尼分部舉行了一次換屆會議,第一屆未經選舉通過指派從藝術家田廣手裡接過來行使職權的楊曉榕、林茂生敗落給了後起的鄭郁、胡堯。勝者鄭郁、胡堯部率團去多倫多參加會議,赴會代表如法效仿民陣數月前的做法,撤下人道申請轉而申請四年臨居。而敗落的一方卻因禍得福,他們沒有資格赴會多倫多,因此堅守人道申請,待到隔年後四萬之眾中國留學生為自己未來的居留惶惑不安的時候,他們卻已經獲得了澳洲政府給與的人道永久居留,楊曉榕、林茂生、孫叔建、謝洪、倫寶信等好幾十人。世事難料,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創下四連勝紀錄的霍克由於政績不佳在黨內受到基廷的挑戰。基廷敗,被送到後排打發時間。工黨民調還是不佳,91年底工黨內部再次發生政變,基廷第二次挑戰霍克獲勝,霍克退出政壇。此時中國留學生臨居時間近半,澳洲政府對中國留學生的去留遲遲未有明確答復,中國留學生開始有所恐慌。

“一盤散沙”是世界上許多其他民族對漢民族的一個看法。如何把一盤散沙的幾萬中國留學生在一個共同關注點上凝聚起來,一位來自上海頗有文採的留學生想到了大眾媒體,而且是籌辦身份未定的大陸新移民可以發出自己聲音的一份相當於《星島日報》和《澳洲新報》的日報。91年末,這位叫劉滬生的中國留學生首先推出了這個構思,他最先聯繫的兩位留學生是秦晉和金墨,在得到了他們認同和支持以後,他繼續擴大範圍“招商引資”,找到了也是來自上海的黃曙光。有了黃曙光的加盟,辦報開始大踏步向前邁進,取名“晨報”,英文名中有Morning Post。通過籌備“晨報”,在中國留學生中招兵買馬,引來了呂寧思、穆小芒、龔之梅、楊菁菁等眾多希望從事新聞報刊業的青年才俊,同時認股已經高達二十八萬澳元。劉滬生認為集資不達五十萬報紙不可開印,辦一份相當於悉尼的《華聲報》和墨爾本的《新海潮報》沒有實際意義,一開始就要抱一個大金娃娃。此時黃曙光感到創始人劉滬生私心太重,一事當前,個人私利在先,不可共事。隨相約同是創始人的秦晉,希望兩相密切合作,拋棄劉滬生把《晨報》辦起來。秦晉不同意此議,雖然承認黃對劉的看法有其客觀性,願意站在黃一邊抑制劉的私心。但是認為:為公,合則站起來,分則倒下去;為私,相識黃曙光因為劉滬生,此時萬不可背棄劉;如果相識過程反過來,則可跟隨黃曙光棄劉。劉、黃最終分道揚鑣,劉仍然握有十八萬認股資金,黃帶走余部。由於《晨報》內裂,原投股人開始退股,劉固執己見,堅持辦日報不辦周報,隨著時間慢慢推移,創辦《晨報》走進了死衚衕。反觀黃曙光見劉逐漸沒有聲息,則加倍努力,印出了大概是中國留學生的第一份報紙,取名《華聯時報》。《華聯時報》只出了一期,由於財政拮據,轉手交給了早期留學生從商成功人士來自北京的張燕波,張當時在Ashfield主街上開了一家“第一間”雜貨鋪。在此前後,由於受創辦《晨報》的影響,曾經認股《晨報》來自天津的徐傑(張勇)創辦了一份廣告性質的周報《百家信息》。這兩份中國留學生報紙在以後的爭取居留過程中發生過極為重要的輿論導向、凝聚人氣的作用。以後在92年末93年初之際,另一份周報《信報》問世,創始人倪國興,與《華聯時報》、《百家信息》一起,加入了幾萬中國留學生爭取居留的洪流中。二十多年過去了,由留學生創辦的幾份周報的創始人先後離開了報業,只有倪國興先後將其他報紙收購,組成自己獨特的報業集團,依然活躍在澳洲悉尼華文新聞界。

居留運動從92年開始逐漸進入高潮。原本這個運動的主力軍“紐省中國留學生民主運動聯合會”由於主席楊軍被“工監兩委”突然罷免去職,與澳洲政府原有的互動發生了變化。這個組織形式上還在,但是更為主要的是以“公民公會”新面目出現,放棄原來的中國民主的追求,成為非政治、非贏利、非宗教的組織,開宗明義就是為了中國留學生整體居留的實際利益。會長馬利民,鞍前馬後的則是奚振東。從1989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酒會領事館有年頭門庭冷落車馬稀,馬利民敢為天下先,開創了中國留學生接受中國領事館邀請參加國慶酒會的先例,立刻嘩然,群情激憤,引來一片罵聲和連珠炮轟擊。馬利民躲避鋒芒不知所蹤,待若干年以後重新出現在澳洲的時候已經搖身一變,顯貴非常。

“猶抱琵琶半遮臉”,是當時中國留學生爭取居留的一個實際情況。由於“6•4”事件出現的許多學生團體和組織漸漸消退,“紐省中國留學生民主運動聯合會”由於主席楊軍被罷免和副主席吳今傑的病逝,這個組織已經改頭換面成為“中國公民公會”,這個居留運動顯得群龍無首。而這個時候,民運組織方興未艾,風景這邊獨好。民聯悉尼分部和民陣悉尼支部,各自下轄五到七百之眾。民聯以鄭郁、胡堯為首。民陣精英薈萃,人才濟濟,有李克威、李絹、余俊武、楊兮、馬冬、韓以文、黃濟人、張力行、徐輝、王囂錚、倪海清、金墨、秦晉等一大批民運人士,下面的骨幹分子基本上以1989年6月20日以後抵達澳洲的為主,這個日期以前抵達澳洲的已經開始安居樂業,靜靜等待四年臨時居留到期時候政府新政策給與永久居留,而錯過這個機會的則以從事反中共專制的民主運動的嶄新面貌活躍在悉尼的中國留學生舞台上。當時最讓他們心潮激動並且感覺到有具體實事可做的就是“4•5清明”、“6•4週年祭”、“十•一國殤”這三大節日。這些日子的白天,黑壓壓的一大群莘莘學子,夜幕降臨後,則變換成點點燭火,煞是好看,壯觀。外觀則是民主運動,內核卻是居留運動。就像中國蘇北方言的一句順口溜:肉就是排骨,排骨就是肉。誰也不道破這個天機,大家心照不宣,彼此心知肚明。

1992年4月民陣主席萬潤南先生訪問澳洲,無論是對澳洲媒體,還是與移民部長韓德的會談、聯邦議會移民委員會主席安德魯•Theophanous議員的會談,主題雖然是中國的人權問題,但是在講完這個問題的時候,總是話鋒一轉,轉到中國留學生在澳洲的去留問題。希望澳洲善待這批中國留學生,他們在澳洲獲得新生活,會有助於繁榮澳洲社會,也會有助於更好建成澳中兩國之間的紐帶。移民部長韓德對中國留學生永久居留持謹慎態度,安德魯議員則警告,除了聯盟黨對中國留學生永久居留持反對態度,工黨政府內部對這個議題也是意見不一。年末王若望先生來到澳洲,去悉尼機場迎接的就好幾百人。七十四高齡的王若王先生,馬不停蹄,為中國留學生居留澳洲不遺餘力,與紐省移民局局長Keith Owen,難民審理中心主任Sandy Fox進行會談,為中國留學生居留澳洲陳情。在與聯邦影子移民部長盧鐸就這個議題交換意見的時候,盧鐸直言不諱地說道,聯盟黨承認中國的人權狀況不好,但並不接受四萬中國留學生返回中國的會遭受人權迫害這個說法。末了對王若望先生還加了一句,你是難民,如果你在澳洲提出申請,你應該獲得批准。在澳洲的四萬中國留學生並非都是,他們應該經過個案審理和甄別來確定他們是否有資格可以作為難民永久居住在澳洲。

1992年3月,來自台灣的蘇英芬女士主理的《移民導報》在悉尼唐人街的“華僑文化中心”舉辦了一個座談會,題目就是“我要留下來”,一位來自上海的董姓留學生建議“打開天窗說亮話”,不必掖著藏著,我們中國留學生就是想留在澳洲。參加討論會的有影子移民部長盧鐸、負責難民事務的非利普女士、華僑領袖方勁武、民聯悉尼分部主任鄭郁、公民公會的奚振東、民陣紐省支部主席秦晉,滿屋子坐滿了人,被罷免的楊軍坐在後排。在座的都強調中國人群狀況不好,中國留學生應該留在澳洲。盧鐸則堅持聯盟黨的主張,中國留學生應該個案處理,case by case。

1992年5月底在悉尼市中心廣場上舉行的天安門事件第三週年紀念活動,來自印尼的華僑黃肇強醫生接受紀念活動籌委會的邀請發表演講。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歡迎中國留學生居留在澳洲,溫暖了在場幾千號人的心,也如同投石進水引起圈圈漣漪讓中國留學生感恩不盡。也許就是以麼一句話讓中國留學生在數年後知恩圖報,烏鴉喝水把他送進了紐省上議院。此前黃肇強醫生籌組了一個組織“中國留學生福利會”,簡稱“中福會”,擔任會長,來自湖北武漢的留學生三級翻譯邊曉為副會長,這個“中福會”還能得到政府撥款援助。也許是由於中國留學生居留問題日益緊迫,前景越來越暗淡,在黃肇強醫生的主持下又成立了一個留學生組織,叫“中國留學生特別委員會”,簡稱“中特委”,鞍前馬後跑動的叫阿忠,他本名吳建忠,後來成了澳洲文壇“悉尼八怪”之一,後來又是炮擊“二八論”創立者施國英的主炮手,很多年後墨爾本王子王晉軍取了個雅號“二八妹” 輾轉交送給施國英,後者似乎欣然接受,名我故當,每論此事,總有勇開先河之快感。1997年末阿忠失蹤,上窮碧落下黃泉,至今不知在何處,令筆者常想起常相憶。

1992年中邢建東事件是居留運動進入高潮的一個重要標誌。上海籍中國留學生邢建東來到澳洲以後只顧埋頭打工,根本不知道外界的情況,也不知道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移民局給他的通知他根本沒有當一回事,以至於錯過了程序上規定的法定上訴期限,被移民局抓獲送進了Villawood拘留營等待強行遣返。這個時候邢才知道事態的嚴重,開始向外發出SOS求援信號。當時的民運組織還真認真地“一人有難八方來援”,民陣紐省支部副主席盛文得到信息第一時間趕到了失事地點展開救援工作,“中特委”特派員阿忠聞訊也參與進來,與盛文一起幾乎跑斷了雙腿,磨碎了嘴皮多方陳情交涉,無奈移民部鐵石心腸,決不動搖,還是將邢強行遣返回了中國。為此事《百家信息》發了號外,部分地喚醒了沈睡的中國留學生。兩個居留組織應聲而起,“中國留學生人權委員會”和“難民自救會”。前者領軍人物是楊軍,他在王大文、方明全、羅氏兄弟等一大群人的擁戴下重出江湖,支持擁戴者還有移民代理羅揚、文採不凡的記者辛夷梅等數不過來的當年中國留學生風雲人物。後者更是出口成章揮筆成文且中英文俱佳的原大連市市長首席翻譯韓尚笑教授。從此開始了波瀾壯闊的中國留學生居留運動的輝煌時期,前者“中國留學生人權委員”廣籌資金與澳洲政府對簿公堂,後者“難民自救會”則採取激烈手段,堪培拉國會門前絕食抗議,不惜以死抗爭,鐵定了決心和意志就是要留在澳洲,絕不返回中國。兩個新問世的居留組織相映成趣,直讓悉尼當時主要的三個民運組織民聯悉尼分部、民陣悉尼支部和民陣紐省支部黯淡失色。

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是爭取永居的另一特色。在民運組織內部力爭上位成為理事或者監事,一旦有了這個頭銜,難民審理部門往往就以此作為憑據謹慎地批准難民資格。民運組織的內鬥和毛粒子式的裂變與此有直接關係。早到民運組織的通過年會選舉成為理監事,晚到民運組織的但有才能的,則由支部主席或者分部主任效仿美國總統三權分立形式任命各部部長,也是一紙證明向難民審理部門展示自己不能返回中國的過硬材料。已經獲得四年臨時居留的老留學生或者沒有身份需求的華僑背景的就不再來淌民運這潭渾水了。

令人拍案叫絕招數還有,舉一個典型的例子。世界範圍民運內部爭鬥愈演愈烈,也反映到了澳洲。1993年初將舉行民運合併大會,世界各地民運組織都在醖釀推舉出席會議的代表。92年4月民陣主席萬潤南訪問澳洲,曾就代表名額分配向筆者徵求過意見。筆者回答萬潤南,澳洲民陣支部共七個,悉尼、紐省、墨爾本三個大支部,堪培拉、昆士蘭、南澳、西澳四個小支部。悉尼支部已有兩個當然代表名額,紐省支部已有一個當然代表名額,墨爾本支部沒有一個當然代表名額。總部給出七個名額則各支部一個,八個名額則墨爾本得兩個名額,九個名額則紐省也拿兩個名額,十個名額則三個大支部各得兩個名額;十一個名額墨爾本得三個名額,十二個名額則紐省也拿三個名額,十三個名額則三個大支部各得三個名額。數字十和十三是最能擺平的,不然就會出現問題。不知道是筆者推算奏效了還是總部本有這個安排,給於澳洲恰好就是十三個名額。紐省支部通過內部投票選舉選出了三位赴會代表:秦晉、金墨和李永剛。悉尼支部則難產,支部第二次分裂,形成張力行與甄義雙雄並立新的對壘。很快民陣總部監視會作出裁決,判處甄義支部為非法。張派選出代表張力行、徐輝、黃兆邦。

這個時候的民陣分部主席楊兮先生使出絕招,“你有張良記,我有過牆梯”, 民陣澳洲分部成立於1990年5月,章程規定一年以後換屆改選。作為主席楊兮並未履行職責,到了92年5月過期一年多以後,民陣澳洲分部仍然未進行改選。民陣澳洲分部雖然在法理上已經無效,但是楊兮先生仍然以分部主席名義向相關部門致函,提交了一份六人名單,他們是:安心、韋祖良、孫瑞鈞、季知林、關利民、蘇奇志等,要求審理部門加速審理以上六人的難民申請,因為他們都將是民陣悉尼支部赴美參加1993年初華盛頓民運合併大會的代表。雖然楊兮先生的舉證子虛烏有,難民審理中心還是非常重視這一情況,對於民運給了極大的配合,很快這六位都通過了審理,獲得了難民資格,從而使得他們可以飛赴美國參加民運會議,但是其中只有一位韋祖良先生踐約飛往華盛頓參加會議。雖然韋祖良先生成了朱嘉明、楊建利安排下的鐵票部隊“假代表”,卻由於華盛頓會議真代表同是民陣悉尼支部的黃兆邦的舉報,被民陣監事會主席錢達抓個現,被褫奪代表資格。

楊兮先生的竅門不可複製,以後再也沒有過相似的成功案例。澳洲難民審理官員對中國留學生申請的五花八門技巧越來越看得清楚了,對新病毒漸漸產生了抗體,留學生通過民運取得難民資格也就越來越困難了。邢建東的遣返刺激了中國留學生,他們急了,他們真是急了。哪裡是通道,哪裡有光亮,人群就往哪裡湧。唐人街建德大廈里的“中國留學生人權委員會”,中央火車站附近莎梨山(Surry Hills)的“難民自救會”就成了留學生的凝聚點,成百上千人集會地就在中央火車站附近的貝爾默公園(Belmore Park)和當時留學生集聚地Ashfield的空曠之地和附近的新梅江酒樓。

楊、韓兩位的策略有明顯區別。楊軍是三年前的英雄人物,在老僑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當初楊軍中箭落馬,他們憤憤不平,但是無奈,現在楊軍一個鯉魚翻身又跳將起來,他們自然給與幫助和支持。原喜萬年酒樓老闆廖威、中華民國僑選立委楊雪峰博士、老僑常德潤、陳榆、盧錦鴻以及越綿寮聯誼會的刁震謀等都給與楊軍人力和物力的支持。韓尚笑則沒有那麼的幸運,引他入圍的是遠離澳洲在美國逾期不歸的齊小平女士,但是他仍然獨樹一幟開闢自己的天地,辦學校教英文助人入紙申請難民,儘管自己的難民身份尚懸而未決。

“難民自救會”壯懷激烈,貝爾默公園的誓師,然後浩浩蕩蕩奔向澳洲首都堪培拉國會大廈門前請願靜坐絕食。從悉尼到堪培拉三百里路塵與土,一場意外的車禍,埋下了意志未酬的劉小秋和徐凱來的屍與骨。兩位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的高昂代價,為中國留學生的永久居留譜寫了一曲悲愴的樂章。此前“中福會”主席黃肇強醫生已經集結了全澳各地華僑社區領袖並唯一的留學生代表邊曉與政府進行過協商,但是沒有獲得佳音。堪培拉國會門前的集會靜坐,尤其是兩位留學生的冤死,的確使得政府坐立不安。在當時悉尼市副市長曾筱龍的信息轉遞和安排下,移民部長韓德飛到悉尼,在唐人街喜萬年酒樓與中國留學生代表會面。當時參加會談的有:楊軍、韓尚笑、鄭郁、秦晉、龔欣、王永敏、石廣淶等人。見面會上移民部長韓德對“難民自救會”國會門前的行為極為惱怒,甚至用手指敲擊桌面,嚴詞指責了韓尚笑,同時明確表示政府的立場:政府有過承諾,政府到時一定會兌現承諾。這次會見以後,堪培拉的絕食靜坐也就嘎然而止。

楊軍領軍的“中國留學生人權委員會”則是另一番景象,接納了不知何人提出的建議向廣大留學生吸納資金,準備與澳州政府進行一場集體官司。早於這個時候就有幾位來自上海的 “6•4”前的留學生向筆者提議集資進行集體官司,筆者婉言拒絕,自襯不是乾這個活的人,請他們另請高明。但凡加入“人權會”的,繳納三百澳元,就可以進入集體官司,避免單個人勢單力薄步邢建東後塵被移民局抓獲遣返回中國。埋頭打工的留學生聞之歡呼雀躍,紛紛交費加入集體官司,很快楊軍就成功集資逾百萬,得稱號“楊百萬”。加入集體官司的,以“6•4”後的為多,“6•4”前的有四年臨居為依託,相信到時候會自然轉成永久居民,不勞此心;以非民運組織成員的為多,參加民運組織的都是頭腦靈活的,算盡機關以政治理由獲得居留,就是不能獲得,也可得到民運外衣的暫時庇護,因此也不勞此心。

無數的中國留學生見利勇為,紛紛為自己的前途和命運貢獻出自己的力量,通過參加組織,參與活動來發揮個人作用。不少人是多棲成員,既是學生會的,還是民聯的,又是民陣的。有一位劉雲峰先生,一口氣參加了三個組織,民聯悉尼分部、民陣悉尼支部以及民陣紐省支部,拿著自己的相機,是用自己的特長技術,同時為三家組織盡心盡力,就像英國曾經是日不落帝國,永遠光輝照耀。文人墨客也紛紛加入這場居留戰事,在悉尼有張勁帆,在墨爾本則有惠覺,初一看還以為是一位道行高深在一旁指點江山佛門中人。這兩支筆好生了得,揮舞得天女散花地湧金泉,屢屢撥動中國留學生的心弦,推動更多的留學生捲入爭取居留的滔滔洪流之中。當年的華文作家無其數,最令人難以忘懷的則是“悉尼八怪”:阿忠、大陸、楚雷、袁偉、蓮花一詠、釣鰲客、趙川、外加一個墨爾本高寧。他們對留學生爭取居留的影響,可謂深遠。參與推動中國留學生永久居留的報業除了有前面提到的強大陣容張燕波、黃曙光、呂寧思的《華聯時報》、徐傑、王必勝的《百家信息》、倪國興、蔣偉民、馮世傑的《信報》和以後出現的戴建主持的《東方郵報》、來自台灣報人黃豐裕從越南華人楊漢勇手裡接過《華聲報》之後又改換成今天的《澳洲日報》、蘇英芬的《移民導報》和洪邵平的《新海潮報》等。一時間飛流直下三千尺,奔流到海不停息。

居留形勢仍然嚴峻。澳洲聯邦議會裡面有許多個委員會,其中一個叫移民委員會,委員會主席是當時中國留學生耳熟能詳的工黨後排議員安德魯博士Dr Andrew Theophanous。他本不姓安德魯,但是他的姓用中文朗讀的確很拗口,中國留學生錯誤地稱他安德魯博士,以後就約定俗成了,他本人也接受了。就像學英文時候清楚地知道起源於中東地區的“no good”一詞不符合英語語法規範,但是現在全世界都接受了。委員會副主席是當時的聯盟黨影子移民部長盧鐸Phillip Ruddock,委員會內部還有其他政府議員和反對黨議員。委員會在中國留學生去留問題上提交報告,盧鐸的意見佔了上風,包括另外的工黨議員也認同盧鐸的觀點,認為中國留學生應該進行個案處理,不應該進行整體性一刀切的解決方案。是故安德魯博士個人以主席的名義提出了報告,與委員會報告截然相反,認為基於中國的人權狀況和中國留學生的現狀,應該獲得整體居留。為此事在1992年底或者93年初“澳華論壇”主席歐陽慕歡女士在悉尼唐人街主持的公開討論會上安德魯博士與盧鐸發生激烈爭辯並且相互攻擊。

1993年剛過元旦,從北美來了一大群民運精英,徐邦泰、朱嘉明、倪育賢、熊炎、李祿、周勇軍等。聽說過一件事情,當時的總理基廷破例主動邀請與李祿會面,談了甚麼,諱莫如深,至今沒有透露。但是可以推斷,不太會與推進中國民主化有太大關聯,卻一定與中國留學生的居留有關。中國民主運動重量級人物一次一次的迎來送往,努力尋求會見的總是移民部、移民局和難民審理中心。

紐省工黨秘書長Michael Easson先生是很早推動支持中國留學生整體居留澳洲的人士,1993年聯邦大選之前他的夫人Marry Easson的一次競選餐會上明確地表示,如果大選獲勝,並且她能夠當選,她一定代為向工黨政府為中國留學生說項。但是當時選情工黨明顯的處在下風,遠遠落後於聯盟黨。反對黨領袖John Hewson博士在大選前十天的一次回答記者問題時候未能說清楚一塊生日蛋糕消費稅的計算方法而使選情發生逆轉,John Hewson一著錯滿盤輸,輸掉了一次根本不應該輸的大選the unloseable election,自己也因此成了基廷的犧牲品和墊腳石。這個選情的變化理所當然地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留學生的命運。筆者相信眾多的中國留學生也許沒有注意到這個微妙變化,中國留學生的命運一度處在險境但卻又在不知不覺中轉危為安。工黨贏得了大選,Marry Easson也勝選了,她擊敗了辦公室坐落在Burwood主街上的自由黨議員進入聯邦議會,她兌現了在競選餐會上對筆者在內的中國留學生的承諾。

中國留學生團體和個人除了申訴中國的人權狀況問題,而且四萬中國人的年齡優勢、學歷優勢、中華民族吃苦耐勞、知恩圖報等等民族品性和特色,都是向澳洲政府陳情的內容。最有名的一些話就是,“中國人懂得‘吃水不忘掘井人’、‘滴水之恩必將湧泉相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難民自救會”會長韓尚笑的難民申請被拒絕,而且被拒得非常的徹底,層層相揭,逐條批駁。韓尚笑開始四處求援,曾經將移民審理官員長達好幾十頁的拒絕理由用傳真在一定範圍內發送,以期獲得同情和支持。在一個腥風淒雨的夜晚,《華聯時報》在當時的“新梅江”,現在的“West Ashfield Leagues”為韓尚笑舉辦了一個晚餐會,黃曙光主持,稀稀落落來了一些人。主持人說得很清楚,這個餐會既是相送又是輓留,相送韓尚笑和其他命運相同的中國留學生遠赴他國尋求避難,也許是南美國家,又是輓留韓尚笑等再堅持抗爭下去,直到成功的一天。那個時候中國留學生的命運對大多數人來說還是一個未知數,鮮有人看清以後的結果。記得黃曙光請該次餐會的主要人物韓尚笑發表臨別感言,韓尚笑說此時此刻最能表達他心境的是一首唐詩。筆者也隨之遐想,此時此刻也許最貼切的詩句應該是唐代詩人李商隱的無題詩(相見時難別亦難)。果然韓尚笑以他雄渾的音色聲情並茂神情悲壯地朗朗背誦了這首千古名詩: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但是韓尚笑以後並沒有離開澳洲去南美國家,應該在中國留學生整體居留政策實行以後與其他四萬中國留學生一起獲得了澳洲的永久居留而悄然生活在澳洲某一個地方。不難想象,從難民申請悲劇那一刻到當年的11月1日那些日日夜夜,韓尚笑所承受的煎熬一定是很痛苦的。

美國總統布什批准了旅美八萬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的綠卡,無疑對澳洲的中國留學生是一個振奮的消息,以後就作為中國留學生團體遊說澳州政府時候的一個理由和說辭。大概是墨爾本的惠覺發表文章,警告雖然工黨贏得了大選,但並不認為中國留學生獲得在美的政治庇護意味著澳洲的四萬中國留學生也許澳州政府蕭規曹隨自動獲得永居資格。還是呼籲全體中國留學生加倍努力,為完成永久居留澳洲這個來澳首要目標奮勇向前。

那一年中國在申辦奧運,在澳留學生團體和民運組織,大都以中國人權惡劣的理由和說辭公開反對中國申辦,在悉尼廣場、中央火車站附近的貝爾摩公園的集會上,各組織代表紛紛慷慨陳詞歷數中國政府的罪惡,叫嚷著不可以給北京獲得主辦權。更有甚者,原民陣悉尼支部副主席後來投入民聯陣某個支部的徐輝先生,不遠萬里趕赴2000年奧運會主辦權最終投票表決的地中海畔的一個小地方蒙蒂卡洛,9月20日或者21日22日?面對雲集的體育記者發表講話,抨擊中國人權狀況,呼籲北京沒有資格舉辦2000年奧運會。這一幕在澳洲的電台和電視有過廣泛的報道。徐輝凱旋回到澳洲以後還受到紐省移民局難民審理中心負責人Sandy Fox的歡迎和熱烈贊揚:我們的英雄回來了!最終悉尼申辦成功,北京以一票之差飲恨蒙蒂卡洛。紐省省長John Fay在投票現場興奮地從座位上跳躍起來,悉尼歌劇院旁聚滿了等待喜訊的澳洲國民,悉尼副市長曾筱龍也在其中並且接受記者採訪,歡迎奧委會這一投票結果。

悉尼申辦奧運成功與中國留學生的居留有關聯嗎?筆者強烈地認為有關聯。早在投票決定哪個城市舉辦2000年奧運會很久,筆者一再規勸承受不住漫長等待的精神痛苦和壓力準備返回中國的中國留學生,不到事情水落石出,塵埃落定,千萬不要操之過急。還特別喜歡引用樣板戲沙家浜第三場蘆蕩堅持中一段台詞:“有利的情形和主動的恢復往往產生於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被勸者問希望在哪裡?筆者回答希望可以看奧運投票,如果北京勝出,就捲鋪蓋走人,如果悉尼勝出,就安心在澳洲等待最終的佳音。北京勝出,表示天安門事件的陰影依然存在,屆時四年臨居期滿政府必將作出決定,這個決定必將是一攬子解決問題,這是1991年末當時紐省移民局局長John Foster對筆者親口所言。筆者相信澳洲政府不會作出一部分歡天喜地另一部分如喪考妣截然不同命運與歸宿的決策。悉尼勝出則在澳中國留學生一定因北京之禍而得福。但是仍然有數千中國留學生缺乏遇見沒有耐心,而在政策出台之前返回了中國。

楊軍的“中國留學生人權委員會”運用已經集資逾百萬的雄厚資金通過訴訟途徑向澳洲政府施加政治壓力,黃肇強率領的“中福會”也頻頻活動於全澳華人社區,努力爭取廣泛的支持,支持中國留學生永久居留澳洲。居留運動塵埃落定以後聽來自上海的某一個“中國自由民主黨”骨幹核心唐昭昆先生自陳,他與老僑潘瑞亮博士合作,擬出中國留學生整體居留一攬子方案的藍本,最終基廷政府做出決定的時候,幾乎原封不動地按照他們方案進行。很多年以後再次遇到安德魯博士的時候,他已經被褫奪了國會議員享有的退休待遇,非常落魄地出現在悉尼的街頭。他告訴筆者,中國留學生獲得永居是經過了難以想象的艱難和困苦“鬥爭”而取得的,他用的詞是“struggle”。

中國留學生值得永遠記憶在心的一天終於來臨了,1993年11月1日,基廷政府終於做出最終決定,一攬子解決中國留學生的居留問題。分成四個類別,815,816,817,818。凡是1989年6月20日之前進入澳洲的中國公民,通過身體檢查和警方無犯罪記錄,都可以按照815類別申請在澳永久居留;凡是1989年6月20日以後進入澳洲的中國公民,申請過難民的,通過澳洲規定的學歷認可的,通過英語能力測驗的,年齡低於45歲的(?),都可以按照816類別申請在澳永久居留;已經獲得難民資格的,則按照817類別申請在澳永久居留;818類別在中國留學生群體中很小部分,在大流的中國留學生中很難見到他們的身影,對這個類別要求筆者沒有關注,所不出個所以然。這四個類別的申請,使得高達四萬五千的絕大部分中國留學生在今後的一年之中陸續改變了身份,生根在了這片土地上。中澳雙方相互取得諒解,這個政策避開了政治問題,對1989年“6•4”事件只字未提,由當初的一個政治問題完全轉變成了一個移民問題。筆者理解為是澳中雙方的相互默契,免去了中國政府臉紅耳熱的尷尬。

政策出台第二天,黃肇強醫生接獲ABC電台的邀請談新政策,筆者得黃肇強青睞一同前往。自由黨資深人士、The Sydney Institute主持傑拉德•漢德森博士發傳真給筆者,祝賀中國留學生永居澳洲。

入圍的中國留學生為這個政策歡呼雀躍,大功總算告成,甚至當時中國政府駐澳洲的使領館也公開發表聲明歡迎這個政策的出台。這就像威虎山小爐匠指正假胡彪楊子榮是共軍,但又最後迫不得已對楊子榮叫一聲“胡彪賢弟”。中國留學生的居留運動到此基本完成,只剩下一小部分則繼續煎熬了幾年,在以後的霍華德政府內的一個613政策下總算也獲得了澳洲的永久居留。至此居留運動全部結束,所有在澳中國人都獲得澳洲的身份,在澳洲這塊上帝保佑的土地上過起了幸福美滿的生活,從此喧鬧的中國留學生群體迅速進入冷漠不為狀態。

一國國民如此大規模的向另一國的遷徙這項巨大的工程是通過各方通力合作,在一個巨大的合力下完成的。事後紐省移民總局局長Keith Owen 是這麼對筆者說的,中國人發出了一個巨大的聲音,“我們想留在澳洲”,澳州政府聽到了,也明白了。既然中國留學生萬眾一心,前赴後繼地爭取居留澳洲,澳州政府也就從善如流滿足了中國留學生的希望和要求。If you ask for something, you will get something。安德魯以後告訴筆者,這個決定是中國留學生的積極努力和澳洲政界人士和澳洲主流社會同情心的共同合力的結果。

在中國留學生爭取居留澳洲這個過程中,這些人不能被遺忘。
有的獻出了他們生命或者已經不在人世:吳今傑、劉小秋、徐凱來、吳建忠(阿忠)(權當這麼理解)、劉滬生、徐元明、胡龍慧•••肯定還有筆者所不知道的。

有的立下了豐功偉績:

中國留學生人權委員會
楊軍、王大文、方明全、薛海德•••

難民自救會
韓尚笑、王必勝、潘晴、周雲•••

公民公會
馬利民、邊曉、奚振東•••

紐省中國留學民主運動聯合會
趙劍、陳中強、吳建剛、齊小平、乾勝放、陳文清、王濤、龍霞•••

華文新聞界
周懷(陳情)、張燕波、呂寧思、張帆、鄔曉峰、莊偉傑、露希(竺蓉蓉)、倪國興、蔣偉民•••

民聯
田廣、鄭郁、胡堯、林建國(郭凡)、吳華晨(阿遠)、李小英、何凡、林茂生、楊曉榕、孫書建、謝洪、靳必達、吳懷、張勇利、常潮、唐培良、李潔•••

民陣
余俊武、楊兮、李克威、李絹、馬冬、韓以文、張力行、徐輝、黃兆邦、韓立華、倪海清、金墨、皮廣華、王眾、孫福長、宣毅敏、龔欣、胡印夏•••

民聯陣
王囂錚、楊東東、甄義、孟大軍、盛文、鄧路平、李軍、劉曉東、陳吉•••

留學生名流
雷信德(羅揚)、張勁帆、惠覺、張明、封瑾、李維、徐芬•••

令人感嘆的是才華橫溢的黃曙光,沒有留在澳洲,他真是“待到山花爛漫時,他在叢中笑”。聊以寬慰的是他得到了與中國紅歌星朱明瑛一段佳話史詩般的愛情。

僑界力主中國留學生永久居留的
黃肇強、曾筱龍、何沈慧霞、範鎮榮、何建剛、方勁武、黃煥松、刁振謀、楊雪峰、常德潤、盧錦洪•••

為中國留學生取得永久居留澳洲政治人物付出巨大努力但又結局悲慘的是安德魯•Theophanous博士,他的遭遇真是驗證了中國人常說的一句話“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我們這個年代的人對這首歌都耳熟能詳。四萬多中國人獲得永居澳洲,到現在已經發展壯大成了二十多萬。難怪當年移民民部長韓德有此說,對於批准中國留學生永居澳洲持猶豫的態度。所有安居樂業澳洲的中國人是否可以捫心自問,這份來自於當年總理霍克的恩情,比起歌詞里的空洞要實在的多吧。

中國人懂得“吃水不忘掘井人”、“滴水之恩湧泉相報”。這是楊軍、韓尚笑等居留運動領軍人物在中央火車站的貝爾摩公園、唐人街工黨禮堂、Ashfield新梅江等地的慷慨陳詞。這也是二十多年前數萬中國人爭取永久居留澳洲的時候對澳洲社會的諾言。二十年過去了,還有幾個人回想起自己增經許諾過的諾言?,難道真的要讓寓言故事“烏鴉與狐狸”在中國留學生這個群體的現實功利行為上著實地體現一回?

十年前筆者與1993年11月1日決定發佈人前工黨移民部長鮑格斯偶然相遇,談及他與基廷總理的決策,問道如果中國留學生群體舉行一個十週年紀念活動,他是否願意出席。鮑格斯回答,如果有這個活動,他非常樂意參加。

二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憶昔撫今。獲益的當年的中國留學生現在的澳洲居民或者澳洲公民,是否應該懷著感恩之情,舉行紀念活動,特別感謝澳洲社會、澳洲人民、澳州政府?筆者認為是對澳洲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兌現自己神聖諾言的時候了。不敢奢望幾十萬獲益人都能想起來,少數有感恩之心的受惠人承擔這份重責舉行一個紀念活動。這個活動可有一石多鳥效應,一感謝澳洲,二寬慰自己的良心,三為全體中國留學生掙回一個名譽,即這是一個言而有信知恩圖報的民族群體。您的意下如何?不必問別人,就問您自己。

秦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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